一、从多元一体到文化认同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文化认同”类比成民族团结与民族和睦的根基和灵魂，指出只有通过强化文化认同紧握民族团结的灵魂与根基，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才能有深层的国家认同与道路认同。

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到习近平主席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它更加强调“共有”和“共同”，在承认“多”的前提下强调“一”。根据比较流行的解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文化上属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现在中央高层在全新的形势下提出文化认同，提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保留“美美与共”的同时，似乎更强调“和而认同”，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度要求文化认同。

从人类学民族学常识出发，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的边界大多不会重合，一国多语、一国多文、一国多族是普遍现象，而且这些“一”而“多”的国家各有不同情况，各具特色，不可一概而论。仅举两个例子：中国汉字是具有“象形记忆”的活态书写系统，它让中国主流文化独具特色；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延续？*它是否属于“治水社会”*？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广大的思考空间，思考人类社会创新发展的可能性。根据罗蒂的观点，早期的海德格尔思想和晚期的维特根斯坦思想，都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语言和观念不能自成一体，而要和日常实践相结合，意义存在于事物的关联之中。[1]同样道理，西来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在哭喊着走上现代化不归之路的同时，发现自己没有完全取回西方“真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丢掉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有“礼崩乐坏”之感。

中国是一个“复杂共同体”，自古以来多民族相互往来，有战争，有和平，和平多于战争。经济发展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的物质保障，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是，高层领导意识到，没有文化认同的“根”与“魂”，就没有“深层的国家认同和道路认同”，也就是说，没有文化认同基础的祖国认同、道路认同不可持续。可以说，中国在做一场实验：政治边界(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框定的“中华各民族文化”要为祖国认同、道路认同提供长期稳定的人文基础。

二、西来之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的形塑离不开域外民族主义影响，离不开革命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的中国化实践。当前所习以为常的“民族”概念舶自于西方，一定意义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路径与方向，深刻地受到了西方“民族”话语和实践的影响，由此衍生了与之相关的话语改革与概念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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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界，苏秉琦提出针对“中原中心”观的“满天星斗说”，把中国的新石器遗址分为六大板块，分别代表了黄河文化、黑陶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和大河湾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不同的起源。[20]于逢春提出五大文明板块论，认为当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渔盐交商”组成的五大文明板块论，历史上大小政权在这些板块上碰撞、更迭，互相吸纳，逐渐形成一体。[21]

六、中华文化连续体

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是“一”，但中国的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一”和“多”的关系是什么？本文拓展运用维特根斯坦的“绳索共同体”的隐喻，把中华民族从文化上定义为“文化连续体”：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但不同程度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形成互相紧密关联的连续统。

中国是一个复杂共同体[22]。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成员毫无例外地是中国公民，都要认同故土所在的祖国。各民族有共御外侮的历史，有和睦共生的切身利益，也有建设共有现代国家的长远目标。但是，作为文化连续体的中华民族由“多个”组成，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丰富多彩，虽各具特色，却环环相扣、彼此关联，构成“连续共同体”。换一个视角看中国，从边缘看中央，变边缘为中央，在差异中发现关联，从关联中找出共性，不仅有利于民族和睦，也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中华共同体。在政治上认同国家，将这种认同投射到各民族文化之上，让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各民族国民在文化上彼此认同，建设基于政治共同体的新型中华文化连续体。

上个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实事求是地定位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主流社会认可，成为中国对外宣传民族政策的正式表述。虽然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对“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解释，但学界普遍认为是“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安全等等方面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面对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国家领导人提出文化认同的课题，号召各民族要有“文化认同”，重新定位“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如何在“一”和“多”之间“致中和”？关键在于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因连续而“一”，因连续而“多”，合“多”为“一”，以“一”联“多”。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把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就要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互补共生的关系，各民族文化具有交互性，它们互为彼此的环境，也互为彼此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定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不天然悖离，本民族文化认同可以上推到中华文化认同，两种认同分属不同层面。

罗德尼·尼达姆(RodneyNeedham)引列夫·维高茨基(LevVygotsky)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分析，指出人们对于事物的分类属于“连锁丛”(chaincomplex)，从一个链环到下一个链环，关键特征会发生变化，意义也传递式地发生变化，意义的组合类型也不确定，就如同一条绳索，绳索由纤维制成，但绳索的强度和韧性不会来自任何一根单独的纤维，而只能来自大量纤维拧成一股绳的力量。[23]纺绳时，纤维互相缠绕，绳索的强度不是来自一根纤维，“而在于许多根纤维的重叠交织”[24]。中国的“族群”数量庞大，国家认定的“民族”有56个，语言繁多，习俗复杂，组成维特根斯坦式“绳索共同体”。绳索纤维缠绕，重叠交织，股股相反，比次递进，把两端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各民族就是这样的绳索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交叉重叠，相邻相似，两端殊异。中间相似的递进过渡把殊异的两端联系起来，让它们有了联系。例如房屋形制：蒙古包→哈萨克毡房→鄂温克撮罗子→汉族棚户；又如服装：汉服-纳西袍-藏袍-蒙古袍-旗袍-鄂伦春袍。表面上看，馒头≠馕≠饺子≠米饭，但是，馒头、馕、饺子都是面做的，“面”是“公约数”；饺子和米饭是煮熟的，二者有关联，这样米饭通过饺子和馒头的“面”关联而发生关联。当然，馒头和米饭也可以是蒸熟的，因“蒸”关联。总之，馒头和米饭因为“面”和“煮”的过渡而发生关联，也因为“蒸”而发生关联。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这样一些不经意的关联，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主动发现这些各民族之间不经意的关联。

作者：纳日碧力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