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是一本由(哥伦比亚)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0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告密者》读后感(一)：告密者的故事

　　谁告密，二战中的悬疑。请尊重创作者的劳动，勿提供下载信息、或转载他人的文章。为了鼓励有益的分享, 少于50字的评论将在前页论坛里发表。如果评论涉及电影和小说的结局和关键情节，请勾选“有关键情节透露”。豆瓣将显示提示，以免没有看过的人扫兴。

　　《告密者》读后感(二)：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的翻译小说！

　　看见大家满屏幕得在刷黑衣人3的翻译做得有多烂……就很想推荐大家来看这本《告密者》。我发誓她是我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的译文小说。原文中有这样的描写句：

　　“她似乎扎根于某种自在的孤独之中；她听凭日子从上空经过，随时准备抬起头来，以恭顺或者习惯，去看着它的经过”

　　“在我看来，她的身体正在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节奏存在着；在这副身体里看不到时间，也看不到肌肤的疲累，痛苦不会像锄头一样在脖颈上留下犁痕。”

　　虽然是小语种，但文字魅力真心强大啊！这才叫信达雅的功底，必须建立在强悍的母语水平之上啊……当然还建立在编辑的认真负责之上。ORZ 感谢编辑，感谢译者。

　　我回头看到好看的段子再贴上来。真心好看！

　　《告密者》读后感(三)：生动揭露纳粹战争中不为人知的一景

　　小说《告密者》是一部野心勃勃的文学作品，它围绕着一个被掩埋的秘密，折射出四十年代拉丁美洲一段鲜为人知的黑暗历史，探讨在正义之名掩护下的背叛与伤害、复仇与宽恕。

　　小说主人公，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时，从未想过最具毁灭性的那篇劣评竟会出自自己父亲的手笔。书里有些什么东西是桑托罗意料之外的。当他深入父亲一生的核心，当他揭开今日的秘密，另外一些东西逐渐暴露：大洋彼岸的那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在哥伦比亚的四十年代，那个“家庭倾覆，生计潦倒，命运流离”的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作者巴斯克斯的回忆，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也就是那个德国女人的故事，来自他本人的亲身经历。1999年末，巴斯克斯在回国度假时遇到了一个1938年时逃难来到哥伦比亚的德国犹太裔女人。这个来自德国的犹太裔女人从家乡逃难到哥伦比亚时才13岁。她的父亲在距离首都波哥大几小时车程的杜伊塔马市开了一家旅馆。这家旅馆因为在政界人士之间口碑较好，他们一家的生活尚算富足。战争爆发后，哥伦比亚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而哥伦比亚当局也开始迫害敌对市民——纳粹间谍、纳粹同情者、纳粹思想宣传者——但同时还有那些并不被定性为敌对市民，却仍然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于是便出现了“黑名单”和“告密者”，不久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出现在黑名单上，不信任的气氛弥漫了整个哥伦比亚的德国社区—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前的几年。随后，整个局势完全失控。

　　“那个女人在短短三天里，几乎将她一生的故事都告诉了我。我把她的故事记录在酒店的记事本上。”

　　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告密者》一书。“在写作《告密者》这个故事，我想要找到哥伦比亚经历二战的形式：关于纳粹、关于黑名单以及那些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那本酒店记事本上记录着一个女人的一生，我的工作就是让它代表其他生命来诠释历史某个特定时刻的表象。”巴斯克斯说。他认为，小说的任务就是给予历史另一个版本，去发现那些被压制的真相，去书写那些政府希望人们忘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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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圣地亚哥谈论的是拉丁美洲作家倾向于从政治辩论的角度参与政治，而并非真正成为政治家候选人——这仅仅发生过一次，巴尔加斯·略萨是唯一一位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作家，除此之外，那时人人都在写专栏，对正在发生的事表达看法，或者支持古巴革命。我同意，我们这代人并不相信对于拉丁美洲社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而在六十年代，人们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追求之，又转而不抱幻想；而我们这代人的承诺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如今的生活是一种“后柏林墙生活”，因此我们这代人更具有怀疑精神，更倾向于文学而不是政治。而我有政治专栏，写有关政治的文章，也关心在我的国家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也关心西班牙的政治；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属于上一代人，我有这些兴趣，巴尔加斯·略萨对我有很大影响——他通过新闻和专栏写作参与政治的方式。如今变了，我们不再是政治信仰的孩子，这是个普遍规则。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书写、或者成为法语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职责。我从上一代拉美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等那儿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不管你是否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写小说无关传达政治讯息，或改变世界。写小说是要允许不同的视角、迥异的想法在同一个空间内成为可能。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但在他的小说里你看不到有什么支持政治选举的旗帜；政治在他文章里，在他的采访中，而作为小说家他与这些是分开的。那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一课。我身为小说家的世界与记者的、公民的世界非常不同，当你写小说时，你要抛弃所有的确定性；而当你为选举投票或写政治专栏时，你不得不拥有确定性。

　　Q：您有小说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你在小说里尽可能保持中立，对你而言这困难吗？

　　A：是的，这很困难。对于与你观点相左的人，你很难写出好的对白，给出有力的论据，就像小说里的德国父亲，但小说就是做这个的。这就是小说与它们的作者之间的差别，有时会非常不同。几年前有本法国小说叫《复仇女神》（ Les Bienveillantes），作者是一位移民到法国的美国人，他差不多50岁，他从纳粹刽子手的角度写小说，那小说是我看过的最惊悚、恐怖的小说，因为叙事者经由他作为一个人类的缺陷、缺点和恶来讲述他的罪行。你怎么才能做到这点？那就是小说家的工作。他们写那些和我们非常不同的人，而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都有恶、有破坏性的情绪，而这些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小说家由此出发来写小说。

　　Q：您的政治专栏是每周的吗？

　　A：我的专栏是一半政治一半非政治。当我从政治视角写作时，我把自己视为一个社会民主派，也就是说我比北美自由派要左一些，我是一个欧洲风格的民主派，西班牙式的、法国式的或者是瑞典式的。

　　Q：你对于同样书写拉丁美洲的智利作家罗贝托·博拉尼奥有什么看法？你是否觉得拉丁美洲是一个“二流大陆”？

　　A：博拉尼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利用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某种有意识的反叛，反抗世界，反抗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觉得他们于他无用，而且因为那种态度使他能够写那些他想写的书。至于大洲定位的问题，我所有的小说都基于一种想法：即哥伦比亚历史的一些特定段落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影响，与世界有关；而我试图通过这些小说来寻找哥伦比亚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以及我那个小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宏大的西方历史中的定位。如这本小说里二战时移居哥伦比亚的德国和意大利移民，以及下一本小说里来访哥伦比亚的约瑟夫·康拉德，由他来写哥伦比亚，看哥伦比亚历史是如何通过他人之眼被创造出来。这也是我的一种执念：认为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有宽广的影响，而不是一座孤岛。

　　本文刊于2012年2月出版的《文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