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是一本由章永乐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旧邦新造》读后感(一)：【笔记】连续性无比重要，于是妥协不可避免

　　5p “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是一个文学色彩过强的说法，它无法准确地告诉我们是何种共和观念，影响了哪些人，有多深。

　　6p 陈独秀：并不是君主制没有民意基础，而是候选人难孚重望。

　　7p 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旧制度都难以企及的中央集权，而辛亥革命却释放出了更多的专制者。

　　14p 宪政的原本就是为了将整治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技艺，试图分裂精英共识来求得限权政府的思路讲陷入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

　　24p 在一个同质化统治成为力量来源的时代，帝国的高度混杂的状况与分散的政治结构，都成为致命的弱点。

　　47p 如果分离主义只是贵族王公的想法，毕竟人数有限，因而也可以用有待的方法来安抚。而一旦民族主义下沉到底层民众，谈判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48p 在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大国中，同一个改革措施在不同民族地区引起的反应可能差异很大，因此在推进任何政治变革的时候必须保持极大的审慎，以防意外后果的发生。

　　78p 立宪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草拟法律条文，而同时也是政治精英之间进行协商谋取共识的过程，只有一个承载了政治精英共识，同时也反映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和实力分配格局的立法，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否则，各方之间的政治互动将无法变成建设性力量，而是将新生的民国重新带回到动荡之中。

　　83p 历史在前进的时候推到道路两旁的并非总是垃圾，一个被遗弃的命题，也可能蕴藏着一些对理解历史进程乃至当代的实践有启发意义的光辉。

　　93p 从私人生活骤然进入政治的众多涣散的个人根本没有能力结合成为一个有自治能力的主权者，个人的意见很难统一，同时又很容易发生变动，实际上处于涣散状态，这导致主权很容易被少数人窃取。

　　97p 在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中国面临沉重的“外竞”压力，只有促进内部的团结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图存。不能促进中国外部竞争力的国内秩序安排必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143p 康有为：治法无常，如医方然，唯在适时宜民。避免意识形态先行，而是时刻考虑可行性。

　　144p “立宪”总是隐含着“建国”作为其前提，宪政以国家的存在和运作为前提。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和保护其臣民/公民的能力的国家，也根本谈不上宪政和民权，在没有可供行使的政府权力的地方，也根本谈不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146p 在重塑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传统权威作为积极的资源来运用。实际上，政治权威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得到树立，而试图通过剧烈的文化环境来重塑政治权威，其结果反而可能造成权威的真空。

　　148p 没有精英共识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宪政，没有既存的权威也就谈不上保守权威。

　　200p 武力可以造成服从，然后时间会造成服从的习惯，直至形成带有神秘性的传统。但这一过程能够发生的前提是，君主派的武力是稳固的。

　　200p 在中国，多数地方实力派实际上都是骑墙派，只关心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任何触动他们蛋糕的政体改革，最终，君宪渐行渐远，共和却难以进入正轨。

　　200p 制造一个王室就像收养一位父亲一样困难；属于前者的特殊感情同属于后者的特别亲情一样无法主动创造。而一位父亲的威严，来自于古老的传统，也需要武力的支持。

　　200p 革命摧毁了旧国家，但也阻断了在短时间内重建有效国家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上长出的是荆棘(君宪)还是牡丹(共和)，而是土地的盐碱化。

　　《旧邦新造》读后感(二)：辛亥革命的第三张脸

…… 此处隐藏10341字 ……

　　我们说西方宪政史上最为混乱的宪法，被戴高乐猛烈批评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解散众议院也只需半数以上同意就可以，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短短二十一年期间，连换二十几个首脑组阁过４５个内阁，导致行政权混乱，最后迅速被希特勒灭亡。

　　国民党和孙文明明知道民初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需要行政权的贯彻，孙文更是早就主张行政权加强，由其独裁的万能政府，却为了自己一党利益和一己野心，把中国利益当做猪狗对待，早期的国民党是个什么货色不言自明了

　　天坛宪法造就总统事实上解散议会成为绝无可能，是以议会只要不信任国务员，就可以逼迫总统随意免除。事实上造就内阁根本就建立不起来，而国民党需要的就是政治瘫痪的结果

　　事实上，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是诉之于全国人民的民权的行使，政府解散议会和议会弹劾总统完全符合民主的分权原则。大总统非议会委任，而是国民委任，由总统解散议会，跟本谈不上违反委任的原则。而国民党不会去考虑这些，因为他们不需要民主，也不是国家利益，他们需要的是国民党的夺权和独裁

　　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还是试图运用民主方式和国民党商量，按照临时约法第３０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府，公布法律。天坛宪法的公布权按照国民党自己确定的在程序上违法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是要袁世凯来公布的，可国民党做了什么呢？他们公然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宣布由国民党控制的宪法会议公布，公然剥夺临时约法给予总统的权力。袁授意政府八名委员出席三读会，被国民党一举拒绝，并不准其人到会

　　在这种前提下，袁世凯被彻底激怒了。他在忍无可忍的前提下，认识到国民党和孙文之流只会捣蛋，别无其他本事。他联想起在民初以来试图在民主框架下的退让妥协一切都是枉然。联想到国民党的违宪和不法，联想到国民党的反乱，一切都是为了剥夺他和北洋系的权力。而丝毫没有民主的理念和精神。于是乎袁世凯视国民党为议会政治，终于走向了帝制独裁的不归路

　　事实上，袁世凯所采取的正是德国式的君宪皇帝，在和国民党共和政体下的妥协失败后，袁试图走回当年欲走的德国君宪之路本没有错，其失败的原因也绝非独裁专制或者保守，而恰恰是独裁力不够，其政权的虚弱，是因为其难以克服民初的军省格局

　　五四之后，两党以“民主”为号召，扩大政治参与，由士绅精英（这正是袁所走的道路）变为诱骗工农大众参与，对绅权进行无情打击，摧毁绅权依附的文化母体－儒教，走向了极端暴力激进的不归路。中国民主的良机为国民党和孙文所彻底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