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演进
党的七大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对如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做了系统阐述。上图左为周恩来在整风期间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右为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提升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历史地考察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与演进，对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好民主生活会，具有重要意义。
建党初期，为反对家长制作风，提出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建党初期，我们党虽然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际经验，对党内民主生活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作为我们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就比较严重。曾任我党早期中组部部长的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有鉴于此，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关注如何有效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并逐渐探索出一些好的做法，提出一些好的思想。
1928年，周恩来在谈到如何贯彻党的六大决议时，特别提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
1929年，中央在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就如何“实行党内的民主与集中”作出批示，特别指出：“我们党内过去缺乏民主的精神，造成了许多组织上的缺点。所以现在各级党部在可能的范围内，都要尽量地扩大党内民主……各级委员会的工作，不应由书记或主席包办，应经过大多数委员的共同讨论。”同年，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特别强调要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允许个人发表意见，允许争论，但争论要限于党内，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种做法与第三次“左”倾路线着重组织处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并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就党内民主生活而言，刘少奇曾反思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分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能时，亦不能很好的很正确的实现民主生活。”为此，探索实现党内民主生活的精神和原则，也就成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场合着重强调的突出问题。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同月，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这一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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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进行了反思和探索。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批评了党内有的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的现象，要求大家“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毛泽东自己也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提出了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2月6日，邓小平发言指出：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刘少奇：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刘少奇：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泽东：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谈谈心，相互批评批评，有意见就讲。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
不难看出，在七千人大会上，党的高层领导对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之后，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和执行。“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受到空前破坏，虽然也有一些会议被称为“民主生活会”，但实质上根本不符合要求，严重背离了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宗旨和原则。“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曾总结认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陈云也曾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走上正轨，民主生活会制度真正得以落实并逐步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规定“县级以上党委常委除了必须编入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外，同时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并要及时地向上级党委或组织部门报告生活会情况，开一次报一次”，明确民主生活会“要以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准则》的情况为主要内容……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的时间、范围、内容、意义、目标等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新通过的党章中首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从此，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被载入党章，从而成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任何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各级领导班子进行党内监督，增强团结，改进作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得以正确贯彻执行的重要渠道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