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

陈苗 历史系 历史学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

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近十年来，

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

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

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

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

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

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

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

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

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

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

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同新在《从国

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

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

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蔡克文在

《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

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

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

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雪山的《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

认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张学良执意

送蒋返宁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赵书刚、赵阳的《论

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苏联都起着

巨大作用，它的直接影响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此外，还有人专

门介绍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如陈答

才的《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陈莉莉、梁星亮的《西安事变

中的宋美龄》等等。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把研究方向对准“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论方

面，从而尝试从新闻学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刘喜发、王彦堂的《论国内

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中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

态扩大化，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杨尽速释蒋回宁；王鹏的《<大公

报>与西安事变》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和记者范长江

对事变所做的宣传和对事变和平解决产生的影响来论述社会舆论带给事变

当事人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强大精神压力促其反省，转变态度；何扬鸣的《论

西安事变中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影响》认为西安事变与其完成的历史转折，很

大程度上恰恰是靠国内外的新闻舆论，在人类新闻史上可以算得上经典了；

张可在其《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以<大公报>、<解放日

报>（西安版）、<中央日报>为样本》以框架理论的知识对各大报纸进行文本

分析和内容分析，来勾勒出三类媒体自身潜在的新闻报道框架和其对公众传

达出不同信息，潜移默化地对西安事变的解决造成不同方向的推动和影响。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多是以新闻媒体为支撑，如《大公报》、《申报》、《中央

日报》、《解放日报》、《朝日新闻》等国内外各大报刊，却很少进一步挖掘其

他代表人们意志的史料，如当时参与人员的日记、书信、电报、访谈、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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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各国的态度是：日本，既无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山洞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花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联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法、意、德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愿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总过共产党起初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人呢为，下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她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统一抗日开辟道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车工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检定的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各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开使张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用到“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东北军士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促使张学良组岸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张、杨的强烈爱国心。蒋介石的顽固不冥等，都导致了西安事

变的发生，是的，它是涛涛历史河流的一次碰撞，撞出了新中国近代史新格局，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战线初步形成。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西安事变是当时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它是爱国将领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具有爱国意义的“兵谏”是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带有必然性，然而在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也必将发生类似于西安事变且具有和西安事变同样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是当时形势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威胁，这种情形，就给中国有一切阶段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是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那时，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力量。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可是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这种转变也是要发生的，只不过转变的时期也许会更长。

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而这种收获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动摇，民族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是民族发展的必然。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时局转变的焦点。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国家、民族为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全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驻扎过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张学良、杨虎城也因为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举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参考文献：《毛泽东传》）——中国文史出版社

《1936年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 汪新、王相坤著 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