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品质优良的派克钢笔受到严峻的挑战。来自匈牙利的贝罗兄弟发明的圆珠笔,因为具有“实用、方便、廉价”三大优势,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挤占了派克钢笔大部分市场,派克公司被逼到破产的边缘。

　　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派克公司就化危机为转机,重新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1960年,派克公司获准成为英国王室书写用具的独家供应商,派克钢笔成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御用笔;

　　1962年,派克公司采用美国首批火箭的部分材料制成特别版派克钢笔,卖给世界各地的重要人物;

　　1987年,派克公司隆重推出百年纪念笔,成为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

　　派克公司是如何想到起死回生的绝招的呢?当时,派克公司的总经理马科利苦思冥想,试图使派克钢笔比圆珠笔更实用、更方便、更低廉。他派人搞市场调查,召开公司高层会议研究对策,请人出谋划策,但都徒劳无功。

　　无计可施的马科利写信给他的一位大学老师,诉说心中的苦闷。老师在回信中讲了一个故事:在一条大街上,有一家经销器皿的商家,商品物美价廉,很快把整条大街的同行都挤走了。不久,一位老人要在这家商店的隔壁开器皿店,大家都劝阻他。这位老人却胸有成竹地说,我经销的是古董,古董不需要物美价廉!

　　马科利大受启发,当即宣布两项重大决定:大幅提高派克钢笔的价格,同时大幅削减派克钢笔的产量。

　　事实证明,后来派克钢笔不但没有被圆珠笔逼上绝路,反而成为闻名世界的品牌。

　　 有一个乡下农夫，帮人家清理老房屋时，得到了一大批“破旧碗盘”。他隐约听说过有些破旧碗盘还能值点钱，但他连字都不太认得，不可能知道这些破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怎么办呢？他就放出消息，给那些专门到乡下去搜旧货的商人听见。

　　 古董圈本来就有一些商人，会专门到乡下找老太太的漱口杯、装米的缸盆，从中挖掘一些有年月的瓷器。一个古董商听了消息，就去看看老农夫的货，老农夫把一两百个破烂碗盘铺在草席上说：“你先挑，你挑好了，我们再来谈价钱。”古董商精挑细选，挑了五个小盘子出来，问他：“你要卖多少钱？”老农夫反问：“你要出多少钱？”对方说：“这五个盘子，我愿意每个出价一百元。”老农夫听了就回答：“每个我要卖八百元。”古董商觉得太贵，没有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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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农夫于是知道这五个盘子应该是其中比较值钱的，每个行情价在三五百块左右，这种行情价，古董商买回去卖才会有赚头。后来又不断有人上门来挑，他又靠同样方法，知道哪些碗盘有人要、哪些是垃圾；只要对方挑好，他就开一个离谱的价钱，不让人买。当人家生气，他会说：“不然你从剩下的里面尽量挑一堆，我最最便宜卖给你。”就这样农夫把烂东西出清，剩下最好的几件则留在手边，慢慢待价而沽。身为一个外行人，这位聪明的农夫，他从内行人口中得知了价钱，做出了成功的定价策略。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一个中等人家。几岁时生母就病逝了。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此后，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我只听说曾在黄埔学习的他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土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父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开始了她长迭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作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申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了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咸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大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嬰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家庭危机顿现。与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