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是一本由黄道炫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一)：第五次反围剿现场还原

　　本书是历史学家的著作，引用各种可信的史料，力图还原第五次围剿的过程。失去了毛的中革军委并非一味跟国民党拼阵地战，试图用运动战应对蒋介石的堡垒无效后，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战略，依旧在堡垒面前败下阵来。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没有能力去应对步步紧逼的堡垒。

　　红军的五次反围剿都是利用国民党和各派系的斗争限中生存。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内形势比较安定，蒋介石得以抽调50万军队（大部分是中央军）围剿苏区。苏区除军事失利外，经济也已接近崩溃，向西撤退已经是仅剩的选择了。

　　最后部分引用资料，推断蒋介石是故意在中央苏区西侧留下退路，以便借围剿红军而能让中央军开进云贵川。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二)：革命是要死人的!

　　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总是在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神圣的，伟大的，全民支持的，就像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和平重归人间。

　　后来喜欢上了历史，看历朝历代朝代更迭，百姓颠沛流离，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明目张胆者有之，暗地里偷鸡摸狗的肮脏龌龊更甚，所有的口号背后都有其目的所在，一切何尝不是当权者争权夺利的一场“游戏”呢？无关正义与否，战争是要死人的，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不外乎如此！

　　看得越多则越疑惑，虽然无数次的翻墙让我对于当今社会的种种面貌，黑的白的，有了或多或少的准备，最多唏嘘一番，然则100年前的那段革命仍是心目中的处女地，神圣的让人总有“余生也晚”的感叹惆怅。

　　其实，革命终究是要死人的！革命有正义与否吗？

　　看了本书的简介和访谈，甚为感慨，欣然欲购之，谨记！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三)：真实还原苏区革命的场景

　　这本书作者2005年就写好了，放在电脑中，不断地补充修改。内容很丰富，场景很宏大，观点非常新。对于苏区的革命，过去的研究把革命的失败归结于左倾领导人如李德博古等的错误指导，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搞游击战，反而与敌人拼单纯消耗的阵地战。实际上，在国民党军的内外挤压下，苏区的各种革命资源和政治资源已经到了极限，靠单纯的游击战或运动战是无法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了。红军大发展，实际上也为后来的大失败种下隐患。作者的史料功夫很深，不仅看到了台湾国史馆的档案，还用了本所藏的石叟档案，让人称道的是，一些当时杂志如《汗血月刊》、《斗争》、《红色中华》、《武库》、《红星》等，以往注意的人不多，作者却是大量征引，资料查找之全面细致令人叹为观止。其实作者书中的一些研究精华，已经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杂志发表。不过书中也有一些问题，如第七章讲反围剿战争，是书中的重点部分，但没有更多作战地图，看得很吃力；书中也没有参考书目或索引，检索起来不容易。有一些问题，似有展开的余地，如查田运动等部分。

　　不管怎样，这本书比中共党史的宣传要真实细腻多了，看了很开阔视野，大长见识。

　　《张力与限界》读后感(四)：行为和解释

　　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直只用“李德指挥失误”造成一句简单的话而概括掉，令人不明不白。

　　上大学之后，研习湘军史，细读曾国藩等人著作，了解湘军史上“安庆之战”的前前后后，又联想到第五次围剿，得出一个结论：在飞机空投尚未如今天普及的三十年代、乃至之前，铁壁死围必定给任何一地区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即便诸葛亮复生，只要不能破坏国军碉堡封锁线，共军必败。至于是曾国藩所言的“灭根”还是网开一面，只能看对方的心情。

　　放大李德指挥失误，不过为了掩护苏区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军事失误，排除一次战斗会一次战役的失败，还存在更多的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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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军撤退的问题上，李德也是提早有所准备。1934年3月，他曾提出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在出发前，中共中央在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均作了充分准备，作为主持撤退工作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李德应该是有所贡献的。1939年，李德还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p468-469

　　从第五次围剿的整个过程来看，李德确实存在个人专权，实战经验不足，对发挥前线指挥员能动性不够等问题，但将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李德一人，归咎于简单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实在有悖于现实。李德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的红军指挥大权，又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迅速失去，并做了战争失败的牺牲品，这由波峰到谷底的命运转折不禁让人唏嘘。

　　柳暗花明的双赢

　　面对国民党军队层层推进的压力，中共已于1934年年中开始考虑撤离苏区，被动防御成为该时期的作战主流。P243而红军接下来的撤离方向也不言自明，面对粤方，宁方的三面包围，向西成为唯一的出路。对此国民党也早已料到，5月中旬，蒋介石便发出指示：“赣南残匪，必将西窜……”

　　为减轻突围阻力，中共中央与军阀陈济棠展开停火谈判，对于剿共阴奉阳违的陈济棠与中共迅速达成一致。所以在长征初期，红军迅速实现转移，与粤方开放道路直接相关，蒋介石日后在日志中指称：“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与此同时，攻占广昌后，国民党战线拉长，师劳兵疲，同时顾忌粤桂反蒋势力的威胁，进攻速度有所放缓，围剿主力进行了休整。

　　在围剿的最后阶段，蒋介石显示了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战略远见。在军事力量占优的情况下，蒋介石并未听从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白崇禧、陈诚加强西路防御的建议，除象征性地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行动。红军西退时，赣州地区防御空虚。结合上文李德提到的突破防线之易，红军准备充足之外，国民党未加阻拦或许更重要的原因。P473从日后披露的蒋介石该时期的日志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已有经略西南，以作为日后抗战后方基地之意。在围剿后期，从西面为红军放开撤退的缺口，并率军追剿。一方面可以利用西南军阀自身势力对红军形成沿路打击，同时也可以剿匪之由趁机扎根西南，以作持久抗战的准备，可谓一石二鸟。正如蒋介石在1934年初日记中所说的那样：“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再当熟筹之！”

　　对于中共而言，虽然长征途中历经艰险，但通过战略转移，红军保留了有生力量，在榨干苏区的最后一点资源后，弃掉了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这种选择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为日后红军的发展无形之中打开了另一扇门。在陕北期间，红军远离避免了军阀封锁、日军侵略的干扰，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大地上休养生息，为日后的重新崛起奠定基石。

　　单从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看，无疑是国民党军队胜利，红军失败。当从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无疑是场双赢的结果。尽管当时交战的双方谁也未曾做过这样的设想，但历史就是这样的波谲云诡，看似无意的行动背后，孕育着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阅读历史时，既要看到历史细微处纵横交错的隐秘关联，也要看到历史广阔空间上的势所必然，对于历史的认知，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