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

曾繁旭 黄广生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依托微博、豆瓣、校内网等社交媒体（SNS）的新技术优势，联

合传统媒体，在众多公共事件中，一个基于网络平台的意见领袖社区渐趋出现并形成网络。他们的内部区隔不断被打破，并与底层社会有了沟通。这一群体对于互联网的创造性运用，推动了公民参与和政策变迁。本文以“宜黄拆迁”议题和其他若干拆迁维权议题为个案，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出发，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基于网络平台的意见领袖群体在公共事件中结成的虚拟社会网络的特征、网络内部的互动机制进行考察，并对该群体的政策影响加以分析。本文认为，是否有意见领袖群体的关注，导致了公共议题发展的差异。

【关键词】网络意见领袖 社会网络 微博 底层社会 公共政策

一、引言

随着市场进程的推进，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随之多元。但贫富分殊日趋严重，整个社会呈类金字塔结构，由分化走向断裂（陆学艺，2002；孙立平，2003；杨继绳，2006），与此同时，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付之阙如，上访、群体性暴力事件等频发（于建嵘，2009；孙立平等，2010）。

于此背景之下，媒体成为替代性的民意表达和公民参与（civil engagement）渠道（李艳红，2001，2006；汪凯，2005；曾繁旭，2009a），尤其是网络媒体，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在公共议题建构和舆论监督中扮演驱动作用（展江，2010）。

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网民显示出了巨大的舆论能量，这一借助网络等新媒体发表言论的群体被称为“新意见阶层”（周瑞金，2009；鄢烈山，2010）。周瑞金先生（2009）甚至将“新意见阶层”定位为“走出政改困境的第一推动力”。近几年刚刚崛起的微博，也让很多人乐观了起来。由于“宜黄拆迁”议题的成功，学者胡泳（2010）在《时代周报》撰文，认为“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意见领袖连岳也认为存在中国维权的“微博路径”。而这一切依赖于网民的“围观”所凝聚的民意。

国内现有的互联网方面的研究大多技术中心地认为互联网由于其技术性的优势有助于公共参与。比如片面强调互联网实时同步、超越时空等技术性优势，认为互联网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廉价的管道，并减少政治力量对公民表达和公共参与的干预（李俊清，2004；周巍、申永丰，2006）。于是，现有的文献似乎给予我们一个错觉，互联网的技术特性貌似确保了其作为替代性民意表达的理想渠道。

其实，以往的研究也在告诫我们，每每一种新传播技术的诞生，便容易叫人错觉这必然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而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笔者认为，单就互联网的技术特性进行分析是不够的。互联网的出现确实改变着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参与，但是这种改变并非仅仅依赖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点。杨国斌（Yang， 2009）在《中国互联网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一书中，也对“技术决

定论”进行了反思。认为技术决定论者忽略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复杂人类经验和制度安排。巴隆（Barlow， 2008）也指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传播技术本身的特点并不足以保证能带来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技术、对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以及社会条件的互动过程。”

笔者的此项研究发现，互联网并非如我们预设的那般，在任何议题中都能成为底层表达的渠道。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显示，议题关注度和意见领袖息息相关。依托于各种新媒体平台，意见领袖已经形成了虚拟的线上社区，这一社区在驱动公众参与和推动政策回应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笔者的观察发现，公共议题能否受到关注关键在于互联网上的表达是否嵌入到意见领袖社区中。互联网上的“喃喃自语”只有进入意见领袖的社区之中，才能上升为公共表达，进而引起公共舆论的关注，出现政策回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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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使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考察互联网等新技术如何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公共参与。比如认为互联网能够强化已有社会网络，并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网络（Elin， 2003； Norris， 2004）；互联网能够营造网络社区的归属感，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公共参与（Wellman， 2001）；互联网虚拟社会网络所形成的弱邻里关系能够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员工具（Hampton， 2003） 。许多NGO的组织领导者也认为凭依社会网络的建立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有助于NGO的倡议和行动（Turner， 2001）。正是基于此，我们沿用了这一路径，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对意见领袖社区网络进行测量和分析，考察这一网络的搭建所建构的新型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在塑造公共议题，引导公共舆论，推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新意在于：首先，在互联网和公共议题关注度这一关系模式的基础上引入意见领袖社区网络这一变量，这更符合现实的逻辑，还原公共议题发展的更为复杂的动态过程；其次，从社会网络的理论视角出发，将意见领袖群体之间形成的网络作为一个社区来观察；再次，微博作为一种新的网络平台，国内相关研究还比较不足，本文则将考察意见领袖群体对这一新平台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他们在线上线下的互动，并强调了其与新技术平台的互动关系，从而探索新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可能逻辑。

三、议题选择和方法说明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发展快速推进。在城市化的名义下，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铺展开来，引发了大规模的征地和拆迁。但由于现有制度的缺陷，在城市空间跃进式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强制征地，单方面制定土地补偿标准等乱象迭起。据《南方周末》截至2010年4月份的统计，近三年来发生的拆迁自焚或活埋事件就有8起，加上最近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一共9起。从199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部城市房屋拆迁的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至今，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征地拆迁”议题的报道，引发了公众舆论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政策的变迁。

2007年由《南方都市报》网眼栏目操作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将“征地拆迁”议题引入高潮。而2009年11月“成都市民唐福珍抗拒暴力拆迁而自焚死亡”事件，则使得争议多年的拆迁管理条例的修订或废止问题提上了政策议程。2009 年 12 月 16 日，国务院法制办邀请民法、行政法专家参加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