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30岁以前，最迟在35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没戏了。”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做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但我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予怎样的敬意和地位。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倾向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35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承认，“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

　　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们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平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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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顿时愧疚起来，自己不懂那种痛，还自以为是地猜测。

　　她开始和我主动谈起之后的心路历程。

　　一个月后，她干脆把照片藏起来，把所有和女儿相关的东西都锁起来。很多人劝她：时间就是治愈伤心的良药，慢慢就忘了，睹物思人只会越陷越深。但是她并没有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反而更加绝望，心像被大火灼烧着，好几次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她又把女儿的照片拿出来，一直凝视，一直流泪。她看着女儿永远定格的笑容，哭着哭着就笑了。她说她不能让女儿看到妈妈这么消沉，她要振作，要活下去。

　　“女儿的笑容拯救了我。我现在想开一点了。”她说。以后她每天都看女儿的笑容。曾经，那可是她的雷区。

　　在我们的观念里，悲伤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触景生情。但一个人究竟靠什么才能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刻意的忘记和忽视就可以消除一切吗？不一定吧。开始的时候，它让你悲痛，最后，它却让你解脱。

　　如海明威所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使我们悲伤的东西，时间久了，我们却要靠它解脱。悲伤与解脱，两者激烈冲突，又温和地达成协议。什么让你悲伤，你就得靠什么解脱。让你悲痛的东西，往往就是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