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情怀》读后感(一)：道统中西

　　中国文化中最具吸纳能力的就是道家了，它统一阴阳，覆盖东西。道德自是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艺术、宗教甚至科学都在道的名下，它们的最高境界就是“艺进于道”。这个道，大概在西语中有“taste”可近似。书中一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自觉在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的大家庭中，也有taste的高下之分。而日常生活中，味道更是个体现。《中庸》云：人莫不饮食，而鲜知味也。味是用来辨别道的，而后出现味道一词。

　　中国文化经过五四的破，使得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中上层崩裂，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独立之思想，凡是自问个”为什么？“，而不屈服于权威。可惜破之后立的过程多有波折停滞。根深蒂固的学术次于政治的思想，加上商业文化带来的消费主义推波助澜，促成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似乎人人谈起浮躁和功利主义都义愤填膺，但是自己确也不遗余力地投身其中。这既是骨子中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学术功利主义和近代西方消费文化的切身冲击打造而成的。短时间，难以有所改变。

　　现代的表现是短暂而声色犬马，消费的特性是娱乐和消耗，因而现代出不了经典。看现代艺术的作品，一方面感到名目繁多，如同超市里的巧克力品牌；另一方面感到大同小异，如同工厂流水线制造的商品。最后，看完了就遗忘了，因为已经在看的过程中将它们消费了。

　　作者在书中提到培养文化趣味，至于怎么培养，没提，估计也没想出个好方法。这交给看不见的手吧...

　　《中国情怀》读后感(二)：我是一名打酱油的读者

　　拖拖拉拉翻完了余英时的《中国情怀》，是学术生涯中的散文集。说是散文，实际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学术文章的通俗化，一部分就是拉拉杂杂说过去和身边的事情。儿子说余英时就是钱穆的传声筒，不看也罢，但我实际上也看不动那些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大文章，也就是通过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增广见闻一下而已。果然，有一些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里试举一二。

　　78年余英时参团战后第一次回大陆，其中到西安霍去病墓前，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西汉石雕，发现正式名称被改为“马踏匈奴奴隶主”，“尽管再三端详，始终无法看出马足下那个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种社会身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第一涉及如何看待汉族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第二牵涉到大陆主流的以阶级划分的叙事方式。两者交叉起来，就是可以将匈奴奴隶主踏在马下，而不是其他。典型的“以歪曲历史来迁就政治现实”。

　　有关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士”的概念，原来属于贵族，“士大夫”的组成部分，然后到战国下降到“士农工商”这个组合里，充当第一个。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主要出现在近代和现代，不仅政治上而且文化上均被逐渐边缘化了。

　　《大学》八条目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根本，进一步地延伸：修身之前所谓“内圣”，后三者所谓“外王”。但这两种是否是连续的？古代就是这样认为，“内圣”而后才能“外王”，前者是后者的精神内核。但逐渐地开始出现怀疑：修身是否本身就是目的，修身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吗。到现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尽管不是连在一起的，但其间关系显然也不是可以一言能够概括的。

　　《中国情怀》读后感(三)：品味大家的境界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很多，多是专业性颇强的长篇大论，而先生“小文章”的精彩，往往被人们忽略，这两本书应是补足了这个缺憾。

　　《卮言自纪》是余先生各种自序的集合，他著作等身，大作写竣，往往自撰一序，将全书内容提纲挈领地加以介绍，语言平易中，将复杂的学理娓娓道来，极有趣味，堪称是将先生思想的凝聚，将这类文章集成一书，有尽览其胸中丘壑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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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我的《论天人之际》，主旨是要通过“轴心突破”论题来澄清中国思想的起源，并不是因为受到钱先生最后一篇文章的刺激。我最早接触“轴心突破”的问题，是在1977年，后来也时时有所讨论，不过直到近年才有机会作系统性的全盘考察罢了。

　　关于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有没有贡献的问题，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我只能反思过去，不敢妄测未来。

　　问：《论天人之际》似乎有意对西方进步史观进行挑战，余先生如何得到一些新的观点帮助我们纠正启蒙思想史的弊病？

　　答：我写《论天人之际》并不假定历史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你所说的“西方进步史观”。但我却未曾“有意对西方进步史观进行挑战”。让我在这里做一点观念澄清的尝试。

　　西方进入文艺复兴之后，史学家即用过“古代”“中古”和“近代”的分期，梁启超在清末已介绍过。稍后冯友兰更用此分期写《中国哲学史》，宣称中国只有“古代”和“中古”，尚未进入“近代”；张荫麟评论冯书，还特别对这一点加以称赞。“五四”以后，社会进化论（西方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大为流行，有不少大同小异的版本。1949年以后，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原始共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被奉之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规律”，研究中国史必须依之而行。所谓“西方进步史观”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大致如此。但这里必须作三点澄清：第一，进步史观和启蒙运动没有特别的关系，似乎不宜把它看作是“启蒙思想史的弊病”。我注意到，近来有不少人因反对现实政治而迁怒到启蒙思想的全部，包括“五四”在内，这是很成问题的。“五四”是思想开放的时代，西方许多不同的学说和价值都传进来了，有的生了根，有的一晃而过，这是正常现象。而且多元思维在中国互相争议是好事，不是坏事。即以上述两种“进步史观”而言，各作“一家之言”来看待，我们绝对没有禁止其存在的理由。第二，我们不能有一种错觉，以为“进步史观”是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的思想界是开放的，种种不同的史观都出现过，其中还有反“进步”的史观大行其道的，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三，最近十年左右，历史“进化”或“进步”等观念受到严格的检讨。今天很少人还相信有什么普遍规律为各民族或文化所共有；更不相信西方是先走上“现代”阶段，其他各民族落后了一步，但最后也会赶上来。换句话说，现在不存在什么“进步史观”足以构成“挑战”的对象了。

　　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国史学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台阶。再经过“五四”新思潮激荡，特别是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长期进展，中国史学面貌为之一新。钱穆先生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北平和当时学人如陈垣、萧公权、杨树达、向达、贺昌群、张荫麟等交往的情形说：“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这一段话，字字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我现在抄录它，也不胜感慨。而且即在抗战期间，第一流的史学著作仍源源而来。举其最著名的例子，便有陈垣有关佛道两家宗教史的研究，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和政治的专论，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董作宾的《殷历谱》，钱穆和张荫麟的两部史纲等。

　　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所以，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特别称赞他是“古之良史”。后世朝廷史官在《起居注》中记载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善是恶，也都援事直书。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为史官所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