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是什么?

　　张仲礼所作的《中国绅士研究》可以说是该领域中的先驱者。在过去，“绅士”往往只是指西方的一部分地位较高的男性，但在中国，同样有这样一批与西方绅士拥有着相似政治与经济地位，却也在某些方面大不相同的人。他们或许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绅士”。在对中国绅士的研究大多浮于表面与整体的情况下，张仲礼毅然埋头于大量数据中，在这本书里细致入微地分析了19世纪中国绅士这一特殊人群的构成，特征，变动途径，社会地位与影响等各个方面。尽管该书美中不足的是大部分为静态研究，但它仍不失为一个颇具价值的读物。

　　中国绅士

　　书中第一章开宗明义，阐明了绅士的构成与特征。中国绅士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具有某种功名的群体。一般来说，绅士的功名由一系列考试，也即“正途”取得。平民通过县试成为童生，童生再经过府试和院试成为生员。即使考试不通过，一个人也有希望和生员一同跻身下层绅士之列——足够年长或得到皇帝恩泽的情况下，平民可能成为贡生，这同样是下层绅士的一部分。下层绅士的竞争已经足够激烈，考取童生的平民并没有多少，而能成为贡生的童生更是百一之数。不过，和成为上层绅士的难度相比，下层绅士的身份通过“正途”还是相对容易取得的。

　　相比于下层绅士，上层绅士的名号似乎更为常见——举人，与进士这两个上层绅士的主要成员，都是古代文章中的常客;但是，名号的常见并不代表取得的简单。相比起地方性的院试，考取举人的乡试显得更为正式，也更为严格：全省的考生都聚集在一起，进行残酷的竞争。严苛的竞争带来的是丰厚的收获：上层绅士的特权，还有为官的准许证。而成为进士的会试就是乡试的进化版，那些幸运儿就能成为最高等级的绅士——进士的一员。

　　以上通过学习与考试成为绅士的“正途”，是最被绅士圈内接受的一条道路。然而，有许多没有考试需要的文采，时间与幸运的人，也渴望成为绅士。怎么办呢?“异途”给了他们新的希望。即使不经过考试，平民也可以通过捐纳成为下层绅士的一种——监生;而那些苦于没有官职的绅士们，同样可以通过捐纳来谋取一官半职。尽管地位不如正途绅士们高，但异途绅士同样是中国绅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径高昂的费用让富裕人家有了跻身绅士阶级的简单途径。

　　权利与义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获得绅士身份的过程对时间和金钱其一必然有着极高的要求。既然如此，为何人们还对其趋之若鹜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绅士的特权中找到答案。绅士们最重要的特权是有与平民不同的一套礼仪体系。这套礼仪体系让他们在面对官吏的时候可以不用像平民一样尊严尽失，在面对平民的时候也会被恭敬行礼。在中国古代一切遵从纲常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相当重大的一项权利，它直接让绅士阶级超然于平民之上。这也使得绅士们的其他特权变得顺理成章：不收丁税，不服徭役，不需要承受某些痛苦的刑罚，学习优异的更是能每月领到俸禄。这些特权看似不大，对绅士的帮助却难以估量。在物质条件不甚发达的古代，徭役对一个人的健康几乎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而长时间省下的赋税，也是一笔巨大的数目。而这些特权相加，更是使得有些绅士能够包庇其他人偷漏税，控制本应属于国家的公产，甚至私设公堂。尽管不是所有绅士都如此贪婪，但这仍不失为绅士身份吸引人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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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中，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分析传记的方法，对绅士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尽管该研究作为领域中的首发者不够严谨，但依然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绅士的经济地位往往远高于正常人，而且祖辈是绅士者更容易获得绅士的身份。这一结果大大增强了全书核心命题的说服力：绅士地位本身提供了收入的可能性。

　　绅士阶层的变化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暗线：绅士超然于平民之上的经济地位。为什么皇帝要给绅士这样的特权呢?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更古老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李世民在观看一次科举考试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彀，也即牢笼，科举考试从一开始，就有笼络与限制知识分子的意思在里面。哈耶克曾经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没有什么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纵观古今，很大一部分的革命都是因为新思想产生的，不谈近现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天朝田亩制度》的绝对平均主义作为指导，就连没多少文化的陈胜吴广，都还有一声“等死，死国可乎!”。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生产新思想的核心力量，因而对他们的限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科举一方面能够通过功名提高生活水平，一方面又给了治理国家甚至“为帝王师”的机会，这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的诱惑对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无法阻挡。于是，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将精力投入在了科举之上。“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而这恰恰是合了皇帝的意。知识分子的思想难以控制，但科举考试的题材控制起来相对就容易的多。仅仅是科举考试必须以儒学为中心一项，就使得士子们深入研究其他流派的思想变得不可能。饱受诟病的八股文，其实不过是这条道路走到极致的结果。之前是为了将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儒学，但儒学的范围依旧太大，总会有李贽这样的“异端”出现，那么，八股文就将“限制思想”直接变成了“没有思想”，扼杀了内部变革的一切可能。

　　然而，科举在限制思想的同时还有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功能：选拔人才。科举中有作诗这种和政治能力关系不大的项目，但也有策问，奏折等实用文体，毕竟选拔出来的人员需要赋予官职，那么他们的政治水平自然不能太差。在明清之前，科举考试可以说还是达到了这一目的的，尽管可能埋没了一些文采不佳的实干派，却也遴选出了许多能人。然而，19世纪对思想钳制的追求彻底毁了科举制度。对文章结构的过度追求和考试系统的腐败让中举的更多是取巧者与富裕者，真正的政治家反而无法脱颖而出。这在短时间内的确加强了中央集权，因为入选者无心也无能力进行治理;但一旦内忧外患出现，弊端便尽数显示出来：偌大一个中国，竟找不到足够的应敌之才!

　　可以说，绅士阶级是皇权与民间达成的一种协议：皇权付出一部分政治与经济特权，换来民间势力的服从。具有颠覆皇朝能力的士子们在奋斗得到了绅士地位之后，总会多多少少地对自己的“奋斗结果”有所珍惜，转而维护皇权;绅士阶级后代知识与金钱上的优势让其有了一定继承性，这也成了想要反抗的绅士们的一个大包袱。 绅士超然于平民的地位，更足够让“人上人”的优越感淹没被统治的事实。这是一场相当高明的交易，皇权获得了稳定，知识分子则获得了安稳的生活与高人一等的 地位，两者都觉得自己才是赢家。

　　只是在19世纪，皇权在长期的集权过后，已经恐惧于一切可能出现危险苗头的事物。绅士阶层从“人才”的聚集地变成了“庸才”的聚集地，有能力的人反而落魄。让有能力的人没有足够的能量，这在短时间内确乎是大大加强了政权的稳定，但一旦有外部能量冲击，能人们获得了反抗的机会，新的绅士阶层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暴动的新思想了。

　　19世纪绅士阶层的变化，其实也就是统治者观念的变化。在绅士阶层渐渐膨胀渐渐腐烂的背后，是统治者对绝对权力的无谋贪欲，这也是加速其悲剧化结局进程的催化剂。也许，这才是张仲礼想让我们看到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