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一本由陈恭禄著作，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6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一)：很早就读过民国的版本
颠覆了我被洗脑的《中国革命史》的教育，想到被愚弄这一点，很有些恼火。对琦善的评价：琦善等人“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的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23]。陈恭禄也同样认为鸦片战争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24]，琦善“其见解实高于时人”[][25]。还有当时的民国的一些著作，对林则徐也做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现在《天朝的崩溃中》也对此有所反应，只是很多人都被 《中国革命史》污染了脑子
！另外不知道这位前辈还是章开沅先生的老师，孤陋寡闻的厉害！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二)：最符合我史观的中国近代史著作
这本书相对其他几本近代史著作，针对近代以来士人华而不实，不思进取。口头爱国，实为误国的批评最为严重。书中对清末教案的原因归多为士绅的挑拨愚民，及对拳乱和中法中日战争中所谓的“爱国派”的批判态度和否定是最为彻底。革命史观的垄断最喜用翻案来对待不同意见者，其实革命史观自己本身就是在翻案，是在翻早期近代史学者的定论，政治渗透历史研究的表现实为可笑
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我翻阅过的有李剑农（中国近代政治史）、蒋廷黻、郭廷以、徐中约、费正清，陈恭禄，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史），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三卷本），胡绳，近代史研究所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刘广京、陈永发等编著的从晚清到中共的近代史三部曲，剑桥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些书都值得一看，各有所长，但最接近我史观的还是蒋廷黻和陈恭禄之作。
当然此书为早期作品，史料上引用自有粗陋之处，例如景善日记及太平野史之运用。笔者擅长近代外交史，而对政治史军事史部分固有所不熟，然是书属近代史开山门阶段之作，其类似同比可比拟箫一山之清代通史（自然也有类似缺点，比如文字半古半今，史料运用不符现代学术规则自出引处，史料粗疏错误之处再说难免等等）
是书引用原文史料甚多，观点有致，然文笔一般，喜欢轻松阅读的就不必购买了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三)：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此书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记述自鸦片战争始，至民国二十年代终。其言半文半白，叙述颇为详尽全面，常引时人之言论及原始资料，并畅发著者之观点评论，且又不失公允态度。不过看时甚为吃力，看后对于许多繁杂内容仅有模糊印象。虽说不无指摘之处，但著者其时限于条件，因而不可谓不是一本好书。
看过之后，自有无尽感触，然不能以一二言语以概之。总之，对于我国之近代，几无可圈可点之处。民众可谓惨痛至极，内政外交可谓糜烂之至，非所亲见不能想象！究其原因，外人虽不可谓无责，然责重在于国人，谋之不臧，祸至于此。纵观我国近代历史，几无有才能干之一流人物，徒多二三乃至末流人物被历史机缘推上前台，且唯有力量者能造就历史。我国之大患，不在其他，而在国人不能振作有为，发愤自强，乃专攻于谋权夺利、徒增内斗！哀我人斯，竟至于此！当然，诚如著者于书中所言：“吾人生于今日，指摘前人之过，殊非难事。设使吾人生于当时，绝不敢谓对外知识，高于时人。吾人之责任，则在明了当时之背景与环境，而可认识其政治社会。其造成之原因，由于胸襟狭隘、心里傲慢、成见太深，而无求真知识之心。吾人不能为之恕者，有得新知识之机会，不知利用，而仍顽固反对，阻碍中国之进步，增加民众之痛苦也。……今之论古，犹后之论今，古人给予吾人极大代价之教训，可不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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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 对于晚清的内政改革，陈恭禄用了两章进行论述。总体来说，评价不高。他探讨了晚清新政收效甚低的原因，用来供后人借鉴。关于洋务运动，他认为本来在大乱之后，“正宜研究外国政治之情形，海陆军之实力，工商业之进步而可有所比较，取其所长，矫正固有之弱点。不幸朝廷上无富于经验刚毅果决之皇帝，强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与建设也”，加之朝臣普遍识见浅陋，备员充位，对于军国大计，一无建树，唯求维持现状，间或有一两个有远见明了外情之臣，如李鸿章之辈，却又碍于言官之诋毁而无所作为；在外交上，由于皇帝“怀疑列强之心理，迄未改变，亲王大臣时以复仇为言，总署对于外使之要求，非万不得已，不肯让步。其已允许者，仍欲让步”。因此，对外交涉屡屡失败，所以他总结这一时期政治：“自内乱平后，藩属次第丧失，列强在华之力渐盛，朝廷初以中兴为言，后则淡视遭遇之事变，仍无改革。其所谓明知洋务之大臣，深信中国政教，远非西人之所能及。学其机械足矣。其顽固者且斥其用夷变夏。人民于离乱之后，其视政府毫无密切之关系，一如昔日。政府于祸患之先，从未事前预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时，始乃救济，人民受其实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祸乱之主因也。国中祸乱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计困难，秘密社会之横行无忌所致”[][44]。对于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他认为“初与期内，政府采行改革之计划，虽或令人失望，而固视前大有进步，改革范围且太广大，绝非一二年内所能成功，惜其为时太晚，觉悟太迟”[][45]。尽管他对晚清新政评价不高，但因为它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陈恭禄仍然给予高度重视。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对近代中国的两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陈恭禄在书中用了三个章节的篇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关于戊戌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其倡言者多为国内之觉悟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变法改革的举措，“均切中国之利弊，多为国内急切需要”，但“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时状，求治太急”，导致失败，但在变法失败后，“英使窦尔纳救康有为脱险，粤商发电道谢，经元善等谋救圣躬，足以代表觉悟绅商之意见”[][46]。由于清政府镇压了参加变法之士，致使变法之人或死或逃或隐居山林，“其人类多忠勇之士，竟不能服务于本国，而实政治上重大之损失”，“变法乃清季之曙光，不幸摧残夭折，此清室所以灭亡也”[][47]。关于辛亥革命，他认为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清政府政治上腐败，青年志士“以为中国于数败之后，国事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根本着手，切实改革”。所以，决定推翻清政府。1911年，在铁路风潮中，清政府独断专行“终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机会”。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又“无一定坚决之方略”，全受环境之支配，终致灭亡。“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但是，革命虽然以改革政治为目的，“所可惜者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袁氏成功，出于诡谋阴计，政治道德之卑劣，影响于国家者甚巨。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尤有进者，革命共和本为政治上名辞，其真价值在其代表实际，以及人民所想之幸福为断”，“破坏原为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之事。其价值则在事后之建设，否则可谓失败”[][48]。辛亥革命之所以“尚未有著成效者，主要原因只用二。一，专制之毒太深，国人初未努力，利用事机监督政府；二，共和仿自外国，人民多不了解，不知切实运用之方法，政客军阀反而借以号召”，所以“清帝逊位而后政治上之问题益多，迄今盖试验期类也”[][49]。陈恭禄对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非常同情，但又感叹没有结果。
五四运动 陈恭禄认为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山东交涉失败，他认为“学生乃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此固何能独责血气方刚学子？彼后鼓动学潮别有希图，诚何心哉！执政者不为国家所设想，贪图一时之利，卖国或非本心，误国之罪，其何能辞！”[][50]，“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51]。因此，陈恭禄从社会近代政治演变来看，对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评价不高，但承认它的思想启蒙意义。
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的组织，而且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作为讨论刚刚发生的历史的著作，陈恭禄不敢也不愿替共产党张目。陈恭禄的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对共产党的革命持否定态度，主张中国走西方国家之路，同时，他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影响了他对共产党的评价。他书中的第十七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在出版前遭到国民党审查机构的删改，有些观点不一定是陈恭禄的，但总体来说他不赞成共产党。他认为五卅运动“外人以反英为仇外运动，由共产党主持。共产党之活动，吾人今不可讳，苏俄各地捐款接济罢工，第三国际势力谋利用事机驱逐英国势力出于中国，均属信而有征，此乃一方面而言；中国久受列强之凌辱，中外待遇之不同，屈辱已久，爱国思想之油然而生，亦其根本原因也”[][52]。他认为共产党“操纵工会农民协会，顾除破坏而外，多无工作，其人盖多不能明了中国之情状、经济之问题、工人之生活、农村之需要，而徒造成游民专制之社会”[][53]。他称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事变为清党，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是“共产党于广州暴动，利用大军出战故也，联合军队、土匪2000人并得俄副领事协助，纵火劫掠广州繁华之街市，焚毁殆尽，军队奉命回援占领广州，大杀暴徒，死者约2000余人”[][54]。他称蒋介石剿共为“剿匪”，认为“剿平匪患将为时间问题”[][55]。
通观陈恭禄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是非常失望的，他描写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中国造成军人掌握政权局面，“中国政治实状，知私而不知公，用人全无一定标准，多其亲左同乡，其受委任者非由于政府之选择，乃受私人之引荐，忠于私人远过于政府，此为造成私党养成军阀之一要因”，“北伐之意革命军死者五万余名，伤残者约逾万人，合拒战方面死伤计之盖逾十数万人。所得之结果如此，能不痛苦耶？”，最后他借梁济之言：“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败坏之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唆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各人而破坏大局，转移无定，面目腆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丝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56]
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陈恭禄对于当时中国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内政方面，“今日政治上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则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盖民众与政治无关，虽由于历史上之遗传，而武人政客劣绅，假造民意，阻挠民治之发展，政府且无善意扶持拥护之决心，实其失败之最大原因。吾人希望倾向于逐渐改革，凡有选举权者，皆善使用，不为他人利用，庶使民众知其与政治关系，而政府力量即为民众力量”，“维持治安为政府存在之根本理由，当以全力剿平匪患”[][57]；“领袖人物互相谅解，政治不以兵力为解决之途径，而能大事裁兵，减轻人民负担；政治采取商业之原理，裁去駢枝，汰减冗员，组织机构，趋于简单，人员各有所事，政费大可减省；发展生产事业，以军政费之一部分移作实业之建设经费，增加人民富力”[][58]。在外交上，“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非一人一事之咎”，不能“徒逞一时之意气”，遵守国际间之条约，外交问题解决，主要依托于内政解决，而政治问题解决关键在于“了解环境，认清事业，并能以诚挚之态度，光明之手段解决”，领袖人物，英杰之士、士大夫阶级应该肩负起责任来，这样中国政治才能走上常轨，中国复兴才有希望。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实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且他在书中，直接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而且通过提出他自己改造中国政治的主张。因此，他虽然主观上，想“客观”研究历史，以写“信史”为目的，但他所献身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和主体毫无例外地与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构成了从各自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生活过程的可能性。马列主义科学公开承认研究的主体从属于由学者的党性所表达某一阶级的利益”[][59]，在阶级社会，“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或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60]。所以他著作中强烈的现实性，使他鲜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表达出来了。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学者，他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也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看问题的态度是以中国是否能成功的演变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为基点。他的著作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当他从历史介入现实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会使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但在当时，又不自觉地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既反映了现实中的政治如何影响和支配了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借自己的学术研究介入现实政治。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学家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而且由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使他将不得不属于这一时代”[][61]。在一个政治为主题的时代，一个对政治关注的学者，是会有自己政治态度的。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政治演变为轴心，所构筑的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分析框架，由于切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资料丰富，议论多有个性，因此在出版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全国很大反响，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成为当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这部著作也成为以政治史为主要构架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时的代表品，在20世纪中国近代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